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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138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luxi(2011/11/7 14:30:32) 最新编辑:若水(2011/12/30 14:56:17)
罗尔纲
拼音:Luó ěrgāng (Luo er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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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
罗尔纲
  
 
 
  罗尔纲(1901-1997.5),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0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论著有:《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军兵志》《绿兵志》等。
 
 
 
 
 
 

人物简介

 
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1901~1997) 中国历史学家。广西贵县人。生于1901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30 年中国公学毕业后,先为校长胡适整理其父遗稿,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纪念展览会,旋主持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筹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他虽于1954年调到近代史研究所,但至1964年方回北京。195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尔纲初从胡适学考据,学习西方科学方法。继入北大考古室,考订金石,深受乾嘉学派特别是钱大昕精微缜密考据方法的影响。他治学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成说。《水浒传真义考》、《李秀成伪降考》、《洪大泉考》、《清朝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闶怯纱说美础*1937年第一部著作《太平天国史纲》出版,被评为“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此后著作日多,而始终自视阙陋,经常检查并欣然改正错误,提出“以我为的”,请求批评,为百家争鸣起到了表率作用。

  罗尔纲在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①将现代科学的假设演绎方法同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融合起来,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形成了历史研究的新考证方法。②改造中国古代纪传体,创造了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③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为解决《李秀成自述》真伪的疑案,提出一种用八法鉴定字迹的新方法,以清除太平天国史中的伪史料。④ 建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⑤在他带领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开始拓展太平天国史这一领域。⑥论证了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遂为近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近百年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

  罗尔纲所著论文四百余篇,著作四十余种,约八百万字。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约三千万字。代表作有:《金石萃编校补》、《绿营兵志》、《湘军兵志》、《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困学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太平天国史》、《水浒传原本·著者及其影响》、《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等。1986年是罗尔纲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广西和南京举行了庆祝会,海内外学者也编有《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庆祝罗尔纲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专辑》,为研究罗尔纲的重要资料。

生平简介

 
罗尔纲
                罗尔纲
  1997年5月25日,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罗尔纲,因病在北京逝世。

  罗尔纲1901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之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曾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罗尔纲治学70年,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计约700万字。他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揭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建国以后,他出版和印行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30部之多,其中150余万言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主要成绩

  罗尔纲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和晚清兵制史的研究,搜集、整理和编纂有关太史的文献资料三千多万字,先后出版学术著作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他于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提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建国后他撰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34部,其中《太平天国史》这部有150多万字的巨著,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更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1901年1月29日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25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1928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以在全校成绩最优异的前五名而得免费。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文学系。1930年7月至1931年9月在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家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1932年至1933年任广西贵县中学教师,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担任太平天国史部分编纂工作。

  1934年1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员,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工作。1936年8月任助教,著有《金石粹编校补》及《艺风堂金石文字讹误举例》。1937年写成《太平天国史纲》一书。

  1936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37年秋北平沦陷,11月,奔赴长沙,转入社会研究所工作。1939年升副研究员,1947年升研究员。在这期间先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湘军新志》、《捻军的运动战》、《绿营兵志》等。1943年后专撰太平天国史,写有《太平天国史丛考》、《洪秀全》等。

  1944年广西通志馆向社会研究所借调至广西,研究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写有《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年国务院从经济研究所调至近代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以迄于今。从1950年12月起,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革命史展览,调查太平天国史迹,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接受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任务,并兼任南京大学教授。至1964年工作完竣,始从南京返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58年起在编纂文献资料的同时,以“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史书体裁撰著《太平天国史》,经过5次修改,于1986年完稿。1981年后,以长达10年的时间,对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原本和作者作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同时以其研究成果试行恢复罗贯中《<水浒传>原木》。罗尔纲于1926年10月20日发表《石达开故居》一文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68年来,他从未间断学术研究工作,已写成著述约900万字。 1986年在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60年之际,在广西、南京、北京为表彰其对学术工作的贡献,先后举行了集会和出版专刊、专书加以庆祝。
罗尔纲
                  罗尔纲

罗尔纲小传

  罗尔纲曾经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他读书不止、笔耕不止,著作等身;毕生出版专著40多种,共700多万字,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

求学成才

  罗尔纲的远祖是从福建南下,经广东逐步西迁,后来才落籍到贵县的。经过数代人的辛勤开拓,耕读诗书,罗家逐渐成为县上的名门大户。罗尔纲少年时在家乡贵县中学读书,1924年初冬,从贵县来到上海浦东中学特别班补习,准备报考大学预科。

  罗尔纲在浦中求学时,曾经聆听过郭沫若来校作《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也聆听过恽代英的演讲。在当时进步思想的激励下,他与浦中的师生一起,积极参加“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爱国运动,到南京路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6年,罗尔纲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是由共产党人领导设立的大学。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过教。这所学校不仅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而且学校的师生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故当时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的说法。青年罗尔纲在上海大学读的教本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一生得到最新的、最丰富的新知”。

  1930年,罗尔纲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后来先后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师从胡适

  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对他勤学颇有印象,就留他在家帮忙。在胡适家里,罗尔纲的工作一是辅导胡家两个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学习,类似于家庭教师的角色;二是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集、校正和整理《聊斋全集》;并因此得以浏览胡适的全部藏书,受益匪浅。

  罗尔纲为人木讷、诚实、勤奋,深得胡适赏识。罗尔纲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对他的关怀——生活方面的、学问方面的和为人处世方面的——有如“煦煦春阳”。

  还是在胡适家中工作的时候,罗尔纲出版了一本名为《太平天国史纲》的小书,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胡适看到后却非常生气,批评罗尔纲把太平天国写得太好了,没有同时指出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后来,罗尔纲又写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文章,也同样遭到了胡适的严厉批评。有一次,在胡家,胡适大声斥责罗尔纲为学之随意、马虎,令当时在场的吴晗都觉得尴尬。事后吴晗说,没想到胡先生这么严厉。

  罗尔纲在北大考古所当了一段时间的助理后,由于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引起了学界一些大腕级人物的注意。当时,清华大学的 蒋廷黼 教授有事要离开岗位,便有意邀请罗尔纲接替自己的位子。那是一个比考古助理不知要高多少级的位置,罗尔纲当然有些心动。但胡适却反对他去,胡适对他说: 蒋先生是大教授,博学鸿儒,你是什么?你不过对个别历史现象有些了解,怎么能接替这么高级的职位?胡适又说,你在考古所不错,别人认同你,但换了个地方,别人还能这样认同你吗?在胡适看来,罗尔纲只适合做比较死板一点的研究工作,当时考古所的工作就适合他,对于那种需要多面才能的工作,他是无法胜任的。

  罗尔纲后来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考证为主,他严格按照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要求磨砺自己,勤奋踏实,埋头苦干,最终在学术领域连出硕果。成为太平天国的历史专家,名播学界。

  胡适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1948年8月,他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到罗尔纲写的回忆胡适教诲的文章《师门辱教记》带给他的光荣,甚至多于他的35个博士学位。可见,胡适很因为罗尔纲是他的学生而引以为荣。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

 
罗尔纲
                 罗尔纲
  要说罗尔纲与胡适的师生之情,还得从70年前胡适批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说起。

  1937年初,罗尔纲怀着“理想的新史学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目的,经过两年努力完成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出版了。书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国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具有原创性的看法,殊属难能可贵。同年2月21日早上,罗将此书送给胡看,时胡刚从协和医院出来,盖着被躺在床上休息。罗说等身体完全好后再看,胡说立即看。罗中午回家时即看到了胡的条子,“叫我午饭后即去。那天吴晗来我家,我就同吴晗一起去。到了胡适家,他已下楼在书房里等候我。他一见我就厉声斥责,说我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却没有写,有失史家公正。”胡适批评罗书, “专表扬太平天国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责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可见,罗也认同胡适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白天胡适对罗是“盛怒下责斥”,晚上写日记却温和委婉了,只说“做书不可以学时髦”。

  1943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广西桂林文化供应总社出版了。他在此书中说:“我为什么叫《师门辱教记》呢?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有发现,我也和当时人们一样认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此把书叫做《师门辱教记》。”1944年,罗尔纲从湘乡曾家找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和搜集到的新史料,写成《世传太平天国奸淫杀掠考谬》, “才知道杀人放火为清朝军队所干,太平天国军队是爱民的军队,我并没有偏袒太平天国。”尽管罗尔纲不赞成胡适对该书的批评,但仍肯定他“那片教学生的苦心却是可见的。胡适对我的督教往往如此。这种督教,严似冰霜,却也煦如春阳。令人向上,使人奋发”。这真是“煦如春阳的师教”。

  罗尔纲于“1945年在四川李庄镇把《师门辱教记》修改后,寄到重庆独立出版社卢吉忱(逮曾)重印,卢先生要适之师写篇序。适之师于1948年3月才在北平写,他抄了一份寄到南京给我,在信中说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就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大重了。但后来事实来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胡适在序中高度赞扬罗尔纲治学“谨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罗尔纲则说,“适之师以‘不苟且’三个字教我,使我终生感戴,受用不尽”。罗尔纲对老师的尊敬,胡适对学生的挚爱,在此显露无遗,令人感动。

  1958年12月7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把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在台付印,不作卖品,只作赠品之用。1958年12月17日,据在台北参加北大60年校庆和胡适68岁生日的校友金承艺看到《师门五年记》一书后说:“我得承认这本小书使我很受感动。如果这本书,仅仅是罗尔纲自己与胡适之先生相处五年,对师恩称颂的报导,那我认为它就不会很感动人了。我所以受这本书感动,是因为这本小书中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他不单是介绍出一位对学生态度如煦春阳,而对学生求学问的态度却又要求一丝不苟,一点也不马虎的先生,并且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做学问而一点不苟且,永远说实话,这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苟且,说实话的学生,这不能不使人感动了”。1959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友人处看到罗尔纲这本小书后给胡适信中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不识先生手头尚有余否?如有存者,乞预留一册惠赐为荷。”

罗尔纲的“愚择”

 
罗尔纲
罗尔纲
  太平天国研究名家罗尔纲先生(1901-1997),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少孤贫,全靠寡母帮补缝衣店维持生活。罗母乃文盲,但成名后的罗尔纲却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太平天国研治上出成果,全靠母亲从小对他的“栽培”,在性格上打下基础,懂得耐心的必要性。1932年10月,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刑期5年,蹲监南京“老虎桥”,受到特别优待,便计划在监狱这座“研究室”下力研究太平天国史,一并总结这场运动的深刻教训,但被胡适劝止。胡适的理由是:独秀兄革命火气太大,不宜看这方面的书,更不宜作这方面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应该让心平气静的罗尔纲这样的人去做。

  罗母因贫,只能替人缝补,且只能买最便宜的乱丝乱线,得一根根解开后才能接捻使用。罗母也许需要儿子帮助,从小教儿子必须将结子一一解开,将丝线一条条理清,无意中培养了罗尔纲静心专注的好习惯,“锻炼成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而且,母亲尽其所能将她儿时听来的故事讲给罗尔纲听,什么山熊奶奶变人啦、羊公公被狼吃了、仙女下凡……培养了儿子的好奇心。忍耐力与好奇心,恰恰是一名优秀学者的必备性格。“20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

  五四时期,罗尔纲还是个中学生,但学校里来了一位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新校长,带来了新思潮新文化,同时也带来了辨伪求真的学术风气。后来,罗尔纲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本想致力于文学当作家,但不久就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书呆子,生活经历太简单,没有创作源泉,写不出好作品,放弃了作家梦。1930年6月,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赴北平求职,替人干十分枯燥的抄录。由于这项工作十分繁难,前面几位都因缺乏耐心,没干多久便撂了挑子。

  罗尔纲坚持干了一年,终于完成此任。从教育心理学来看,从小培养孩子的耐心应该成为明确的教育目标之一。耐心的后面才是毅力,心浮气躁者屁股坐不住,何谈其他?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学校都非常重视。

  比如1904年,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顾维钧,主修国际政治,但课程表里却有一门矿物学,且为必修。顾维钧大惑不解,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排错。顾维钧说我们学政治的去学矿物,既没用又枯燥。教务长答曰:“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问,用耐心将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美国教育界早就注意到耐心对人生的重要性。

  至于罗尔纲起意研治太平天国,似有一点偶然性。1931年9月中旬,罗尔纲自北平南返贵县探母。一天,他从家中书箱抽出一本光绪年间修撰的《贵县志》,随手翻到一篇有关张嘉祥的传记。

  这位张嘉祥即专力追剿太平军的清军江南提督张国梁,是出身微贱的广东高要县人。张嘉祥初到贵县时在一咸货店帮佣,不久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在贵县大岭一带落草为寇,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南宁协副将盛钧,改名国梁,意在从此成为国家栋梁。咸丰元年,他隶属钦差大臣向荣,专与太平军作战,从广西一路追到南京,驻军孝陵卫,乃是太平军最强悍的死敌。后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把他追到丹阳,落水而亡。因他官至江南提督,又是“为国捐躯”,有一点名气,由于最初在广西贵县落草,故光绪年间的《贵县志》便为他写了一篇扼要的传记。就是这篇传记唤起了罗尔纲诸多疑问,为何《贵县志》记载张嘉祥是个绑票勒索、开鸦片烟馆的流氓,而薛福成那篇《张忠武公逸事》却记他“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甚至记述他曾在越南用老鼠作战,大败越南象阵,全胜而归,云云。这一连串大的反差,使罗尔纲不禁起意考信辨伪,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太平天国之旅”。

  不过,罗先生不认为仅仅凭发现一本《贵县志》,自己才偶然跌入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大门。他认为偶然中有必然:“我是偶然翻出一部《贵县志》就引起研究太平天国史吗?不然。因为如果没有我母亲在我儿时给我打下了基本功,没有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没有学校对史学考据的教育,没有参加过蒲松龄假诗的辨伪工作,我的脑子里没有辨伪求真的观念,就断不会因为看了一篇与自己以往的研究毫无关系的文章,就去考证谁是谁非。”

  当然,此时的研究只能是业余爱好,生计问题才是第一位的。1934年春,罗尔纲重返北京。当时,他有两份工作可以选择:一是文化基金委员会的文书,每天只需写几封信,十分清闲且报酬优厚---月薪160元。最有诱惑的是干满两年,即由该基金会送美留学,提供一切费用。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整天做编目工作,月薪仅60元,而且讲明多年不能升级不涨工资。但一心向学的罗尔纲认为前者不是学术工作,不愿干,认为后者是学术工作,欣然接受。自然很多人嘲笑他,认定此人傻到家了。就是70年后的笔者,读至此处,也认为罗尔纲有点憨。你想想,且不说100元的薪差,就是两年后的公费留美,那还不让人“义无反顾”?想来当今学子,恐怕选择前者当在100%。

  后来,罗尔纲先生回顾这一选择:“今天回忆起来,假如当年我干了前者,两年之后,去美国镀金了,不但研究太平天国史要抛弃,说不定会改变我整个人生。但是我毫不迟疑地干了后者,不但晚间得继续研究太平天国史,而白天的工作正是为提高我研究太平天国史能力的最好训练。人生是难免有歧路的,而决定还在于自己。”看来,罗先生不但不后悔,而且还庆幸自己不为所动不为所诱,在人生歧路口作出了“正确选择”。

  不过,这也能看出当年学术风气之盛,真是学术至上,一切都在其下。已经33岁的罗尔纲,居然为了一项根本还看不到出路的“业余爱好”,放弃了留学美国这条“金光大道”。以今天学子的眼光,莫要说完全有可能鸡飞蛋打,啥也研究不出来,就是长年苦熬苦守,出了大成果,成了名成了家,又怎样?仅仅这份十几年或数十年的苦熬苦守,就足以使他们“全身而退”,选择各方面保险系数更大的留美镀金,至少物质生活上有了保障。

  《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4日第4版

罗尔纲自述

母亲的熏陶

  同志们问过我:“你是怎样做太平天国史的考匠工作?”

  说来话长,我得先说我母亲。她青年守寡,生活困难,要给缝衣店缝衣帮补生活,她买价钱便宜的乱丝乱线,要解开才能用,教我学她那样把一个个的结子解开,一条条的丝线理清,解乱丝乱线必须十分忍耐,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她要我帮她做这件工作,把我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

  母亲不认识字,她把她儿时从她母亲听来的故事说给我听,使我百听不厌,我听了她说的故事,总是追问她: “山熊奶奶怎样会变人啊?”“羊公公为什么给狼吃掉呢?”“仙女在哪啦?为什么我没有见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是把母亲问绝了,她总是说:“又追根问底了!”但是,她这句活,只是表示她一次比—次更加深切地了解她孩子的性格,她要满足她的孩子,她尽了她所能尽的智能来回答她的孩子。这样,她又在我好问的同时,培养成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

  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主要是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我母亲在我儿时已经给我打下基础了。

从学文学到想做历史学家

  五四时代,我是个中学生,虽然处在偏僻的南疆,但两年后,学校换了一个曾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新校长,带来五四新潮,反对旧文化,宣传新文化。我受了五四运动的熏陶,在学术思想上,接受了辨伪求真的风气。

  过了几年,我在中国公学求学.在学习一门“史学方法”的课程里,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知道史事、史料有不少是虚伪的,研究历史必须考证史事,鉴定史料。从梁启超所举许多辨伪考信的例子里,初步认识了考据方法和它的科学性。

  我本学文学,希望做作家,曾经努力创作,后来自知是个书呆子,生活经验太简单,创作没有泉源不会成为作家,因此放弃了这个希望,

  改想做历史学家。因为我曾在上海大学读过社会学系,就想用学过的一点社会学知识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选了春秋时代作为研究对象。

  1930年6月我在中国公学毕业了,从上海来到北京,做抄录工作,抄写一个在清光绪年间做过吉林边防督办、河道总督、广东巡抚吴大徵的机要幕客,后来在江苏做侯补官,又到台湾做知州的人的遗稿。这是一堆禀启的草稿。不但写的潦草,并且改来改去,十分难认,再加以年久破损,更是难上加难。曾几次请过人来抄录,都没有做得下去。我也感到有困难,先翻阅一遍,原来他写的东西都是亲身的调查,他报告了他的长官,也给自己留下记事,还写信告知朋友,因此,把记同一事件的各种草稿来互相核对,一般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于是我一个个字核对,核对了一遍又一遍。从1930年 6月抄起,到1931年6月中旬抄成,这种工作,使我母亲给我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教育,得到了一次在工作中经年累月的锻炼。

  抄写工作做完后,又做校勘蒲松龄全集各种稿本和刻本的工作,读到从我的校勘结果作出断案的考证《辨伪举例》。我从这次工作的经验和读了那篇《辨伪举例》,学到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提出问题和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我写的《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 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等辨伪工作,便是从此而来。

  我白天做抄录工作,夜间做自己的中国上古史的研究,1931年夏历除夕,老师考问我:“你的研究工作怎样了?”我把我写的最主要的三章请他看。他看后说:“你用的材料主要是《左传》。《左传》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材料来写历史,就同在沙滩上建筑房子一样,别人要帮你也无法帮助的。中国上古史的资料太少了,研究要靠将来地下的发掘。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好。中国近代史资料多哩。”这话我认为是对的。但我每天抄录的是关于对沙俄侵略的调查与交涉,黄河河决和河工,广东海关的调查,澳门的交涉,海南岛驻军和地方行政的调查,江苏吏治、中日战争、防守台湾等等,‘正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却不曾有一件引起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我听了他的话后,又抄录这些资料至四个月之久,天天怀着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心愿,还是茫茫然不得门而入。

  1931年9月中旬,我从北京回到我的家乡广西贵县看我母亲。有一天,从我家书箱中抽出一部残本的清朝光绪年间修的《贵县志》,随手一翻,看到一篇张嘉祥的传记。张嘉祥就是后来做清朝江南提督,帮办江南军务的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县人,初到贵县,在水源街咸货店做雇工。不久,辞去,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六年问,在贵县大岭一带起义。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改名国梁。咸丰元年,隶钦差大臣向荣部下,与太平军作战,从广西一直跟追到南京,驻军孝陂卫。江南官僚地主歌颂他“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后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把他追到丹阳,落水而亡。他是清朝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天国最凶恶的一个家伙。由于他在贵县起义,所以《贵县志》给他写了一篇扼要的传记。

  我看了《贵县志》这篇传记,立刻使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薛福成《庸笔记》里那篇《张忠武公逸事》与此不同。我就去查我家藏书,也有《庸龛笔记》,拿来一对,果然记得不错。《贵县志》记张嘉祥是个绑票勒索,开鸦烟馆的流氓。而《庸龛笔记》却记他“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贵县志》记张嘉祥绑票勒索被控告后,贵县知县“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而《庸龛笔记》却记他“喜任侠,……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贵县志》记张嘉祥起义活动的地区是贵县和横州交界的大岭、平村、博合、大滩一带。而《庸龛笔记》却记张嘉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用老鼠作战,大败越南象阵,全胜而归。《贵县志》记张嘉祥于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而《庸龛笔记》却记“洪秀全反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嘉祥……降于布政使劳崇光军前,改名国梁。”两者记载,相差何其大!

  我看后就去考证谁是谁非。首先《贵县志》系地方志记本地事件,修于光绪年间,又是亲见亲闻的人所记,而薛福成却是江苏无锡人,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贵县志》的记载。道光时,清皇朝吏治废弛,地方官不问盗案。《贵县志》说:“县令杨曾惠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而《庸龛笔记》说:“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却与当时情况不符。张嘉祥起义活动的地区在贵县。贵县在广西的东部,越南则在广西的西边。贵县距离越南边境有几个州县,张嘉祥安得因缺粮而往越南打劫?张嘉祥于道光二十九年已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了,而太平天国到道光三十年冬始在金田起义,安得有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遣党招之”的事,而向荣是在道光三十年秋始从湖南提督调任广西提督,张嘉祥也不是向荣招降的。薛福成完全是向壁虚造。野文笔记不可轻信,前人曾经说过,这次我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实际的问题。

  这样一来,就引起我去阅看太平天国史。我把家中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几部书都搜集起来,开卷一看,洪大全案、石达开假诗等等问题,都出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就从此开始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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